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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商学院田涛:全球化时代的“洼地竞赛”——未来的冲击与中国机遇

2017岁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华北校友会论坛上,新一届华北校友会会长田涛第一次提出“洼地竞赛”的概念。在以《未来的冲击与中国机遇》为题的主旨演讲中,田涛对中国以及世界当前所面临的新技术革命展开深入的分析。

回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成长和企业家成长史,田涛认为,机遇多是来自于洼地收益,那么未来呢?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先生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金,但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有100美元。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新加坡商学院便是“制度洼地”。

第一,“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配装”和“补偿贸易”。华为当年起步的时候,就采用了来件装配的模式,把西方的通信设备零件,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带回深圳,再组装成交换机。

在世界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正是“三来一补”、“三免两减”这八个字的经济改革指导思想,拉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初中期经济的高速成长。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获得巨大成就,也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着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推出了一个“乌托邦战略”,即全球产业分工论。他们期待美国及其西方发达国家盟友,能够占据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包括金融、高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等领域。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就要进行“产业大转移”,即把一些中低端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化对接和互补,而这也让美中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处于相对的蜜月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实现了对十三亿人的解放,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解放。过去30多年,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潮,有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创造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机遇,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释放和激发了人们对财富和成功的饥饿感。

中国从1978年的“三来一补”,到今天的制造大国,其背后是一大批有着不同追求、但却有着相同饥饿感的企业家们。他们用巨大的付出,用血与泪的代价,奠基了中国40年来的高速成长。

这里仅举出改革开放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年广久、柳传志和任正非。其中之一是有着“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年广久,他受到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先生的关注。

▲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靠卖炒瓜子实现盈利100万元。(资料图片)

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特别讲到年广久。这段讲话背后的含义是,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就不会关上,要让各个阶层有着饥饿感的人群,充分释放他们的潜能。

第二位是中国企业家柳传志。他起先从事计算机销售,随后将联想集团带向了中国的行业第一、世界的行业第一。

当谈到研发投入的时候,柳传志说:中国企业跟西方公司的关系,是他们在前面领跑,我们在后面追,我们在他们扬起的尘土中,吃着他们的土,跟着他们前进。”柳传志成立联想时,他的梦想是要超过IBM。最后,他成功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第三位是中国科技制造业的代表——华为和它的创始人任正非。柳传志讲任正非的时候说:任正非选择了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爬顶,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没有那么大的冒险精神,我们选择的是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因为南坡温暖,也没有那么陡峭。”

选择从“陡峭北坡”登顶的华为,已经发展了30年,一路上充满了艰辛和不易。今天,华为拥有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18万名知识劳动者,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团队,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提供着高质量的通信设备和服务。

年广久、柳传志和任正非,他们代表了过去40年的中国制造业,代表了中国企业的拼搏精神和奋斗精神。

西方学者说,不到30年的时间,华为怎么可能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导者,而且还颠覆了通信行业的很多西方巨头?我的回答很简单,20年的时间能让谷歌成长为行业领导者,为什么发展了30年的华为就不行?

我跟西方的一些学者和官员交流时说,华为能够有今日的发展,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来自互联网,互联网最大程度地带来了信息的充分开放和技术的充分扩散。

不只是华为,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和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人才、技术的充分流动,这才给了中国企业赶超西方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未来的30年,将出现一次新技术革命。这次革命,将主要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三大经济体之间展开。

新技术革命将涉及三个方面: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和生物技术。这三个领域,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都处在自身技术突破的最前沿和三大技术的相互融合阶段,并且正在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应用创新。

如果我们抛开发生大规模性战争的可能性,假定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全球依旧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那么,未来的新技术革命事实上就会是一场和平时代的“洼地竞赛”。

《世界是平的》一书描述了全球化的静态格局,人才、资本和技术能够在这个“平的世界”中充分流动。但是,这本书并未能阐明,这些生产要素会流向何方,而“洼地竞赛”则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

能够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当代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就是因为他在全球化的“平的世界”中,以改革开放为引擎,为中国构建了“洼地”。具体到经济层面,简单来说就是,用减税等一些系列优惠政策和体制变革,让中国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和经济优势。

有文章说,特朗普先生是美国的,高举着“美国第一”的大旗。特朗普经济改革举措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大规模地为企业和个人减税。这和30多年前和中国政府采取的举措相同。

“减税”就是和平时代的洼地竞赛,而这一“减税洼地”,很可能相对迅速地促使全球的资本和人才等回流美国。因此,中国在新的全球竞争时代,也要重新构建自身的洼地。

世界是平的,但同时世界也是斜的。倾斜的世界中,我们应该格外重视“洼地效应”和“引力效应”。

但是,美国自身有着一些问题。美国战略家们设计的所谓“全球产业分工论”,导致美国的金融创新过度,让华尔街主宰了国家。美国政治的“华尔街现象”,带来的是美国产业的空心化、社会贫富分化的悬殊以及政党的极化现象。

那么,中国的机会在哪里呢?中国的洼地更重要体现在中国拥有的“稳定预期”。

首先,这一稳定预期存在于社会安全方面。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能否保持国家的相对稳定。如果国家处于动荡之中,什么样的顶层设计都会是水中月、镜中花。

其次,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稳定的预期”则体现在对合法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上。

新技术革命尤其需要对创新的保护,也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能够越来越好地实现对创新的保护。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核心基调就是要构建市场化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同时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

变革的核心是方向,只有方向对了,一切改变才会是好的改变。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市场化就像长江黄河里面的水流,要汹涌澎湃朝前涌动;而法治化则是两岸的堤坝,要高高筑起,但也不能影响水的流动。中国现今关于未来国家改革的方向,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洼地。

但是,中国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一个问题是人口素质问题,即中国要在人口的质量上,实现很大的提升。单纯依靠“人口红利”实现现代化,可能会举步维艰,甚至无法达成。

今天全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大概有61个,其中人口最多的是美国,但也只有3亿多人,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都在1亿之内。从国家当下和未来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

中国要立足于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型,而不能在人口的数量上有太多期待。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问题等,无不跟庞大的人口数量有着巨大的相关。

第二个挑战则是企业家精神。美国的一批大企业家们,从早期的老派企业家,到今天的扎克伯格、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新生代企业家,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赚钱不是目的,是手段和工具,赚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梦想和改变世界的人类使命感。而中国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才刚刚40年,所以太多人把财富看得过分重要,把财富当成了终极目的。

中美的差异在人工智能领域也体现了出来。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不仅在研究人员和企业数量上远远超出中国,美国的企业在基础研究的层面,也有着相当巨大的投入。

反观我们中国的一些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许多创业者总是着急赚钱,迅速盈利,然后实现上市,再把企业卖掉,去做所谓企业投资家(企投家)。

企业家是人类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他们要承担巨大风险,每天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历经各种艰难困苦。所以,他们要有着面向未来的勇气、粗糙的神经、强悍的意志,还要有奉献精神。

这么稀缺的资源,假使由于机制不好、氛围不好,导致太多具有企业家禀赋和良好企业家基因的人,转身涌入到了滚滚的投资者洪流,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总的来说,未来30年中国的机遇可以概括为三个红利——法治的红利、市场的红利以及教育的红利。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国立商学院华北校友会,如原作者不愿意本网站刊登使用相关素材,请及时通知本站,我们将在短时间内予以处理,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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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宋照礼:数字技术与人类工作的未来

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应用,比如无人机、机器人、AR、模拟会议、无人驾驶、AlphaGo等等,在人类的生活中普及。

很多新词汇,比如自动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机器人、物联网、5G、个人移动终端等,也都随之出现。

研究领域:求职和再就业、行为遗传学、情感瞬间评估、员工行为与发展、中国式管理

以下内容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宋照礼在2018华南校友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今年,人工智能备受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扎克伯格(Facebook创始人)和马斯克(SpaceX创始人)之间开展了一场极具影响的辩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冲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SpaceX创始人马斯克(左)与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右)对人工智能的影响持相反观点。【资料图片】

马斯克认为,如果没有恰当监督,人工智能在人类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将会是毁灭性的;而扎克伯格则认为,人工智能会使世界变得更好。这次讨论在美国激起了非常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支持扎克伯格的观点。谢尔盖∙布林就认为,人工智能能让人类的生活更加进步;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认为,劳动力解放可以给老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并减少阶级差距,不过机械也应该收税;吴恩达(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认为,虽然人工智能取代工作是个大问题,但失去原有工作的人们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从而获得其他工作;拉里∙佩奇(谷歌创始人)则说,在AI时代我们可以通过每个月放假两周或每周只工作四天,来缩减工作时间,解决工作岗位的问题。但是,史蒂芬·霍金(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会终结人类。

在中国,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则提出了一个新计划经济的概念。他说,1930年,因为人们相信市场有“看不见的手”,所以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但是现在我们手中掌握的数据,使过去看不见的手得以显露真身。

而刘强东(京东董事局主席)则在媒体访问时提出了“数字”的说法。他认为,过去很多人都觉得遥不可及,但是这两三年技术发展,让他觉得其实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完成所有工作,从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让人类享用。国家负责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也就不会再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中国两大电商集团主席马云(左)与刘强东(右)提出“新计划经济”和“数字”的概念。【资料图片】

对这两位大咖的说法,经济学界几乎都是反对的声音。比如,张维迎(北大经济学教授)认为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钱颖一(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则认为,人类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替代市场经济;吴敬琏(经济学家)认为,用计划来管理经济目前尚未有成功的案例。

2017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马云又提到机器会取代大部分机械性的工作,而人类将会从事更有创意、更有创造性的工作,服务业一定会成为未来就业的主要来源。

2016年以来,全球的各种经济机构以及智库,也就这个问题发布了各种报告。人工智能对我们工作的影响有几个层面,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往往是浅层次的,而美国则能从更大的学科布局串通角度进行讨论。

▲2018年2月,宋照礼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华南校友年会做主题发言【华南校友会图片】

第一是对工作的分析,即工作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第二是对技术的分析,包括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要分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两个层面。而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第三个角度的分析,即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包括人口特征、产业结构和技术替代劳动等课题。

对于工作被技术取代的可能性,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提出,只有不到5%的职业会百分之百被人工智能或者数字化取代,60%的职业会有超过三成的工作内容能被自动化取代,而绝大部分工作都会被数字化。

人工智能不能完全取代的职业有:心理医生、立法者、CEO、时尚设计师等,都是一些具有创意性的工作。管理类、专业知识、即难以预测的体力劳动,往往不容易被取代。

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包括了数据搜集和处理、高密度的体力劳动,比如说流水线作业等。举例来说,酒店的餐饮服务员从事的是可预测的体力劳动,就很可能被取代。而教育服务,大部分是涉及专业知识和沟通,则不容易被取代。

而从各个国家的工作被自动化的潜力来说,最高的是中国,其次是美国。在产值、GDP和工作人口上,会受到自动化或者AI技术数字技术影响最大的,也是中国。

麦肯锡认为,激进一点来说,最早在2025年,世界就会面临自动化技术的腾飞;而保守来说,最迟到2045年左右,人类自动化技术也就应该完善了。世界可能很快就受到自动化或数字经济的影响,从而发生改变。如果是这一改变的速度较快,那么到2036年就会有一半的工作时间由机器负责,到2066年则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会自动化进行。

这种情况下,人类不需要工作,或只负责1%的工作时间,其余99%都由机器完成;如果速度较慢,则到2030年时的比例只会有2%。但在麦肯锡看来,技术替代工作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从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已经持续上百年了。美国的农业人口从1840年以后持续减少,制造业人口虽然出现过提升,但在上世纪中期又持续减少,只有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是持续增长的。所以,产业的转移对劳动力的影响是一个一百多年来持续发生的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AI技术和数字技术对职业产生多大的冲击,相较以前人类受到的冲击,其实并不是最大的。比如像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农业,在一百多年都来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因此,麦肯锡认为,人类有足够的经验应对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带来的冲击。

另外,技术除了替代工作以外,还可能创造出新的工作。麦肯锡的报告提出,未来可能有七个方面的相关技术,会产生新的工作。比如,收入增加会带来新的需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随着收入的增加,人口消费的需求也会增加。

因此,对消费品、医疗健康和教育的需求,都会催生更多的新工作。再比如老龄化,这方面的需求在中国尤为突出,其所带来的也是医疗健康方面的需求。另外,随着家务劳动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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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报告还预计,在2016年至2030年间,美国会多出2400万个富余劳动力。也就是说,美国面临的情况将是,工作会被替代掉,但是市场无法产生出新的岗位。因此,美国需要改变现有的政策,创造出更多的工作。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到2030年,则会出现1亿人的巨大缺口。相比之下,印度则会有将近2亿的富余劳动力。因此,未来中印如何进行劳动力的互通,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目前超过60岁的人口占9%,而到2030年,超过65岁的人口将占17%,中国届时将进入超老龄化的时代。此时,中国的工作时间有16%会被自动化取代,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服务业,包括收银员、服务员等,会有将近6千万新工作出现。

到2030年,中国有1.18亿人会改变工作或失去工作、有700万到1200万人会改变职业。如果自动化进程发生地较快,届时中国将有2.36亿人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有8000万到1亿人改变职业。总体而言,会有13%的人会改变他的工作性质。

▲宋照礼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华南校友年会上与校友们分享人工智能课题【华南校友会图片】

技术应用方面,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中国在互联网消费领域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在应用层面,包括电子商务、物流等,与美国相比都有相对较大的优势。

计算能力方面,从2014年至2016年,都由中国公司问鼎全球,远超过美国公司。另外,中国在金融科技、虚拟现实、自动驾驶、可穿戴设备、教育技术、无人机、3D打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方面的投资,也都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

不过,2017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虽然是最多的,但是引用率却排在第三,低于美国。初创型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方面,中国只有3个,美国则有39个。

未来人类能否不需要工作,由国家给我们分配收入就可以了呢?去年,瑞士“全民发钱”的提案失败了,而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曾采用过这样的政策。不过,历史上确实有过几次这样的试验:在一个小区域里,给居民“发钱”而不要求他们工作,以检测此类举措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试验是在1970年的加拿大,实验的结果是,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者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减少,生活质量也提高了。2011年到2013年,印度在八个村子里也做了类似的试验,发现人们的工作时间没有减少,反而创业、教育以及女性参政议政得到了大幅提高,显示发钱不会影响人们工作的动机。

最近也出现了好几个试验,比如,美国2017年在加州开展了一项1000人的试验,每个月给每个人发1000美元,延续三年。另外,乌干达和肯尼亚两个地方也开始试验。新加坡商学院但是,这些实验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2014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日讲话中提到,未来要帮助人们发展和提升他们的技能,发展出一套整合性的教育体系,培养和辅助新加坡人不断提升自己。此后,新加坡把技能培养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提出了产业转型地图。

其核心理念就是人力资源的进化,要求加快通用型的技能和能力,此类技能和能力一共18个,旨在适应社会的变迁,包括共同技能、计算思维、创造思维、决策、人社发展、数字扫盲、全球思维等等。

另外,新加坡政府还计划在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在内的32种职业中,重新构建技能框架,其中有14个已经在这两年完成了。

总的来说,技术发展会带来总体经济效益的提升,这是全球必然的趋势。提前采用新技术的国家将获得先发优势,从而回避可能产生的社会冲击,让国家在未来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科技办公室有三个报告针对人工智能领域,但今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却没有听到类似声音。美国政策的不连续性,导致其很难应对数字技术以及AI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相比之下,新加坡则具备稳定的政府架构,能够积极应对此类变化。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数字化、自动化会替代大约50%的现有工作,并对不同类型的工作产生不同影响:程序化的工作最可能被替代,非程序化的工作还会继续存在甚至增长。约在2036年至2070年间,替代率将达到50%。届时,将有相当多的劳动者需要再培训或转换职业。

对中国而言,技术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其对劳动力需求的促进,远大于技术替代导致的工作减少。到2030年时,中国会有接近一亿人的劳动力缺口,中国未来13年需要面对的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中国未来劳动力需求主要出现在服务业,包括零售、餐饮、医疗、护理、教育、及城市服务等。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带给中国的影响将是十分积极的,因此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企业个人,都应该积极拥抱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以及AI。

新国大商学院中文EMBA学术主任乌耀中教授共同出席华南年会【华南校友会图片】

本文内容整理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宋照礼在2018华南校友年会上的主旨演讲,部分图片来自新加坡国立商学院华南校友会,如原作者不愿意本网站刊登使用相关素材,请及时通知本站,我们将在短时间内予以处理,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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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众商学院校长一行访问科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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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宝山董事长和张长虹副院长的陪同下,李光宙院长一行首先参观了校园,格勒诺布尔科德学院独具特色的艺术沙龙、图书馆、新加坡商学院剧场、体育馆等给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参观过程中,李宝山董事长也向客人详细介绍了学校的总体办学情况,学校经过发展,“精品化、艺术化、国际化”办学特色不断加强,学校非常重视国际合作,通过赴美实习、引进外教等各项举措,为全校师生创造国际化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希望通过此次与新加坡联众商学院的会晤,双方探讨合作交流的新渠道和新模式。

李光宙院长表示,今年9月份,他有幸在美国与科德学院赴美实习的部分师生交流,了解了科德学院赴美实习活动的相关情况,对科德学院的国际化办学特色表示赞赏,也希望能与科德学院共同合作,充分利用新加坡的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化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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