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围绕社会不良现象开展了一系列批评性报道,较好地打击了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调动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本文通过对其批评性报道的选材重点进行分析,总结出报道焦点的政治性、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及报道对象的典型性是其批评性报道取得良好效果的内在原因。从而得出有益于当前新闻媒体开展批评性报道的启示,即要正确把握批评性报道的导向性、麦卡锡增强批评性报道的准确性及善于发挥典型事件的特殊作用。

开展批评性报道是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也是充分发挥新闻“耳目喉舌”功能的必然要求。延安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革命形势,为消除错误思想带来的不良影响,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与建设的积极性,中国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批评性报道,成为党的十分锐利、有力的宣传和舆论监督武器,也为当前我国新闻媒体开展批评性报道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1]。《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几乎不间断地开展批评性报道,成为党改正错误、推进工作与进行群众动员的重要方式。《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题材丰富、内容全面,其中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与经济建设的批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而不进行批评”[2],认为人民的报刊应承担起舆论监督的重任,批评、揭露党员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延安时期,为适应局部执政的现实需要,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对敌、建设的方针和政策,这直接对党员干部的工作水平提出了要求。然而,该时期党的领导干部多出身工农,文盲仍占很大的比例,且由于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马列主义素养较为薄弱,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消极现象。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rosannaandclint.com/,麦卡锡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工作水平,打击干部队伍中的不良风气,《解放日报》先后刊登了《批评政府》、《当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合水征粮草任务完成后,布置运输公盐公粮,舞弊干部撤职查办》等批评性文章,对党员干部贯彻政策不力及营私舞弊等现象进行了批评与揭露。同时,多次发表文章鼓励群众提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如1945年10月29日刊登的《吴旗选训班讨论,怎样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一文,明确指出应在群众中选出具有威望的“意见领袖”,由他们带头批评政府工作的缺点,以启发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3]。《解放日报》还创新性地以小言论的方式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批评,如文章《抓住中心干》就以小言论的方式对干部工作中主次不分、工作没有重心的现象进行了揭露[4]。《解放日报》围绕党员干部不良作风开展的一系列批评工作,不仅成为提升党员干部纯洁度与工作能力的“利器”,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党形象,推动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

《解放日报》在其创刊初期,尽管刊登了《看了讽刺画展》这样的批评陈旧思想意识的文章,但却仍“未能对整顿‘三风’加以应有的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5]。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进行改版,明确提出了“宣传的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6]的思想教育目标。为提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消除不良作风和错误思潮带来的影响,除了刊发阐述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文章外,《解放日报》还积极刊登了《延长二十天深入讨论七个文件,把握反主观主义的中心思想》、《正确的学风,正确的党风》、《区县领导上的几个问题》等批评性报道,系统论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的表现和危害。同时,为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形成舆论监督的良好风尚,《解放日报》对如何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解答。如在《志丹县级干部认为过去调查研究不够,反省,改进》一文中,通过记述文中主人公自身反省的经过和结果,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对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如何进行正确的自我批评进行了详细阐述[7]。据统计,仅在整风时期,《解放日报》就共计刊登批评性报道78篇,其中关于思想意识和自我批评的文章22篇,超过了批评性报道总量的四分之一,在所有类型中占比最高。《解放日报》通过对错误的思想作风的批评,进一步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上来,充分彰显了《解放日报》作为“党报”的“教育启蒙”作用。

延安时期,由于顽固派对边区实施了经济封锁,边区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充分发挥报刊的宣传作用,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了《解放日报》的重点任务。首先,《解放日报》积极采用了典型报道的形式,对劳动过程中存在的“二流子”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刊登《陇东先在一个乡试验,选出劳动英雄与二流子》一文,通过进行正反事例的对照,将批评与表扬相结合,使批评报道的形式更好地被广大群众接受[8]。这些对“二流子”的典型批评报道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解放日报》随后刊登的《延县河庄区巫神,庄发仲改邪归正》、《延县巫神五十九人联名表示,决心彻底转变不再害人,希望全县乡亲督促帮助他们生产》等文章对批评报道起到的正面效果和可喜成绩进行了报道。同时,为了保障前线的抗日军需供给,《解放日报》还刊登了《浪费粮食是犯罪行为》、《反对乱收粮草》、《公粮卖不得》等文章,指出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为抗日救国而缴纳的“救国公粮”,任何人不能随意买卖和借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春耕工作和土地改革成为了《解放日报》在经济方面批评的重点。如1946年5月10日刊登的《米脂生产领导需加强,县级干部不重视春耕》一文,明确指出了春耕工作中仍存在的缺点和问题[9];《延县检讨去冬土地共组,六千余贫农获地六万亩,对分配不均问题研究出改正办法》、《米脂检查土地工作,不少地方替地主留地过多》等文章,对个别地区土改不彻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土地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是党在战争与建设共存的局部执政环境下,开展报纸批评的积极探索。该报在批评性报道中所展现出的报道焦点的政治性、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报道对象的典型性的特点,是其批评性报道取得良好效果的内在原因,也充分展示了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智慧。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始终围绕着党的方针、政策而展开,这是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其批评性报道焦点的政治性的特点。在《解放日报》创刊初期,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尽管也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三制”政权等开展了系列批评性报道,但在数量上仍有限,也体现出了脱离群众生活实践、对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1942年,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以“中国的党报,人民大众的报纸”[10]为目标,逐步开始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积极的阐发。它不仅积极承担起了整风运动的宣传报道工作,通过理论文章深入地批评了党员干部在思想和作风上的不良现象,有力地指导了整风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还在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时,结合党和政府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产建设的需要,开展了大量针对典型人物及典型事件的批评报道。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日报》自觉地跟踪报道了土地改革的情况,对土地改革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批评,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解放日报》不断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调整自身批评工作重心的工作方式,不仅提升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而且较好地推动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党报在宣传动员上的重要作用。

坚持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观点,马克思在论述什么判断报刊好与坏的标准时,明确指出衡量的标准是看“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的每篇批评性报道,都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党的官方意志,这对其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放日报》在开展批评性报道时,首先注重通过先摆事实后进行批评。如1942年4月3刊登的报道《党员在工作中的不安心现象》,指出党员“不安心”工作的占比为54%,“安心”工作的占比27%,[11]用确切的数字说明了文章内容的可靠性;又如1945年6月7日刊登的文章《从批评米脂春耕领导事件谈批评和接受批评的态度》,指出对米脂县领导的批评是有事实依据的,并对这些事实进行了一一列举[12]。同时,《解放日报》还倡导在进行批评时要根据真实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报道《对工厂支部整风的几点意见》中,针对部分人“不遵守劳动纪律”的现象,建议“根据工人中不同的对象,规定整风的具体目标……如果机械地把延安各机关学校整风的一套生硬地搬运到工厂中去……不能收到实际效果”[13]。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主张,充分体现了《解放日报》进行批评性报道的实事求是精神。《解放日报》以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实践为素材,不仅避免了因不实报道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性报道的教育、宣传功能的传播效果。

《解放日报》开展批评性报道,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批评被批评者本身,更重要是通过批评更好地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与政策,鼓励、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批评性报道的对象必须具有典型教育意义。正如邓拓所言,典型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性,既能能对现实做最好的反映,又能对群众进行最好的教育。《解放日报》在其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中,多次选取了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的个例进行报道。如《新宁某乡长和村主任,工作作风简单化》、《靖边群众杨生旺批评合作社养走马》、《陇东驻军政治部同志进行思想检查》等文章,均是以典型代表人物为报道对象进行了批评。这种以不良典型为对象开展批评报道的方式,不仅能促使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批评报道的内容,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省,也不会因为批评文章写得空且大而让批评泛泛化。同时,《解放日报》还积极报道了典型事例改造成功的事例。如《延县河庄区巫神,庄发仲改邪归正》、《尹区长教导有方,把巫神变成好劳动》、《吴旗干部作风转变中,开始切实主动布置工作,有些干部有不能抓住工作重心,常想回家的缺点》等文章,以典型为例,指出转变的过程与方法,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甘于落后,积极改变作风。《解放日报》对典型事例的批评与典型转变的报道相结合,使人们既能自省自身的错误,又能看得见改正错误的希望、了解改正错误的方法,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性报道的效果。

在我国当前的新闻工作中,批评性报道作为正面宣传的有力补充而被广泛应用。对此,习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14]”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如何在新兴媒介不断涌现、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批评性报道调动人民群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批评性报道之所以在延安时期的党的新闻工作中被广泛运用,就是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恰当运用能在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中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应当注意的是,批评性报道作为揭露不良现象、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方式,其目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通过批评的手段对社会进行引导。因此,评判一条批评性报道的好坏的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文风是否犀利、揭露是否彻底,更重要的是批评性报道是否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批评性报道应该在该“无情揭露”时毫不留情,该“淡化”时及时控制,掌握好批评性报道的“度”。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新闻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建立出拟态环境,由于受众无法身临其境了解现实发生的事情,所以极易将新闻重构的拟态环境当作现实环境。因此,如果负面报道过多,不免会使群众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心理,严重者还可能会动摇政治信仰。媒体在采编批评性报道的过程中,应要注意兴利除弊,在基于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新闻话语的转化,发挥批评性报道的积极引导效应。同时,正如延安时期批评性报道中所体现的报道焦点的政治性一样,新闻媒体应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有选择的进行批评性报道,服务于时代进步。新闻媒体应通过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报道宣传,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可,这也是批评性报道导向性的重要内涵。

在批评性报道中,必须要实事求是、根据事件真相进行报道,这是无论在延安时期还是当前的新闻工作中都必须坚持的原则。失真、失实的批评性报道,不仅会影响群众对批评监督的信任感,还会影响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的形象,甚至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不可抹灭的伤害。因此,批评性报道必须在深入调查后开展,就事论事,不随意夸大,也不恶意攻击。新闻媒体必须本着从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被批评对象负责的高度出发,对客观事实做出实事求是的报道。同时应注意到的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兴自媒体的传播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大多数自媒体运营的规模有限,采编队伍远不及传统媒体,在对热点问题的调查中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进行深入调查。久而久之,自媒体不得不通过生产“观点”来吸引眼球,在批评性报道的内容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利用群众的情绪来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这一点从舆论轩然大波的“4岁女童遭女大学生飞踹”事件、雷洋案、罗一笑事件、深圳四胞胎事件等具有代表性的反转新闻中可见一斑。因此,面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自媒体,一方面必须提升自媒体的准入门槛,加强对自媒体从业者的培训,严抓对其内容发布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地提升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时效,不给“虚假”新闻的传播留下呼吸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肃清舆论环境,确保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准确地发挥批评性报道的教育、引导作用。

与延安时期的媒介形势极为不同的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工作的显著的特点是:媒介渠道上新媒体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信息来源上自媒体日渐占据一席之地,表现形式上融媒体也成为新趋势。由于网络媒体传播速度快,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点,新闻信息的传播周期大大缩短;同时,一批批自媒体、融媒体产物的出现,使得信息来源日益多元化,新闻输出产量也日渐加大。在这样的媒介形势背景下,“快餐式阅读”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常态。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快速抓住读者的眼球、在众多新闻报道中脱颖而出,并通过短时间的阅读传递给读者新闻报道的价值观,成为了当前新闻工作的重要现实课题。在受众已较难接受填鸭式输送的阅读环境下,鲜活、动人的事迹尤其是在人民生活实践中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事迹,成为了新闻信息传递效果提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批评性报道中也是如此。批评性报道虽然相较而言更容易吸引受众的眼球,但如果只是一味地理论式说教,也难以在“快餐式阅读”的环境下在读者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忆,难以引发读者的共鸣。因此,为提升批评性报道的实效,应以生动、活泼、图文结合的形式,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报道对象,如影响范围较广、受到社会普遍关注、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人物、事件等,以典型促普遍,提升批评性报道的实效。当然,在突出典型的代表性的同时,也应牢记让典型还原于日常生活之中,依托生活的本来面目、朴素感情来激发读者回应,从而使批评性报道传递的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的一系列批评性报道,有效帮助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推进与实施。麦卡锡总结、分析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报道的做法,可帮助人们从中寻求历史经验的借鉴,有助于党的媒体工作者在继承延安时期历史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的新闻工作实际提升批评性报道工作。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26.

[2]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

[3 佚名.吴旗选训班讨论,怎样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N].解放日报,1945-10-29(第二版).

[7]佚名.志丹县级干部认为过去调查研究不够,反省,改进[N].解放日报,1942-08-03(第2版).

[8]佚名.陇东先在一个乡试验,选出劳动英雄与二流子[N].解放日报,1944-10-19(第2版).

[9]佚名.米脂生产领导需加强,县级干部不重视春耕[N].解放日报,1946-05-10(第2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65-67.

[12]佚名.从批评米脂春耕领导事件谈批评和接受批评的态度[N].解放日报,1945-06-07(第2版).

[14]杜尚泽,鞠鹏,李涛,马占成.习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出席[N].人民日报,2016-02-20(第1版.

(作者简介:樊宸余,女,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丁云,女,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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